【转】致爱国者

致爱国者（ 为了最后一段分享 ！！

Wandou Hu分享 

1999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飞机炸毁，三名同胞罹难，那时我还在上高二，全班哗然，大家要求罢课上街示威，学校未批，大家就罢上英语课，认为学英语是汉奸是卖国，英语老师站在讲台上不知所措；校门外的天桥上，一群抗议的青年，呼啸从身边经过，其中一个人夺过一个女路人正在喝的百事可乐，愤愤然道：“美国都炸了我们大使馆了，你还喝美国的饮料… … ”说罢，把那杯可乐重掷在地，一伙人丢下一脸惊恐的女路人，又喊着反美口号离去；南大门口的肯德基的玻璃窗给砸开碗大的洞，被迫停业；晚上的鼓楼广场，南大的学生，头扎白布条，手里举着燃烧的美国国旗，他们延着北京东路方向走着，一路全是叫好的围观者，这其中就包括泪流满面的我；美国留学生躲在宿舍不敢外出，其他西方国家的留学生，见人先说自己不是美国人；电影院所有的美国电影无限期延长放映时间，作为一种无声的抗议；连续多日新闻联播里义正严辞的谴责，和满耳恸哭声，让我坚定的相信，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国家。

作为一名南京人，因为75 年前发生在这座六朝古都城的那场残忍的大杀戮，让我对日本有着一种刻骨的仇恨，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接触互联网，认识了一群反日人士，我们自己花钱建了一个反日货的网站，我们把可以收集到的反日信息全部放在那个网站上，并且打印出来发给路人。那时我的网名叫热血女青年，我真的很热血，我把钓鱼岛的宣传资料自习教室挨个发，学校的公告栏里，日本留学生吃饭的地方，都是我宣传的阵地。
在讨论关于用日本还是德国技术的高铁的时候，我和朋友带着宣传抵制日本高铁的横幅在南京火车站收集民众签名，我们把日本首相小泉的头像PS 在一只猪身上，然后传在网上，看到的人都大声叫干的好，我仰慕那个在敬国神社喷红漆的男子，心想若是自己一定也会这样做的，甚至对于强奸了日本女人的中国男人，我都觉得他是在为民除害，而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犯罪，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很爱国。

工作后的第一年夏天，我去广西阳朔旅游，认识了一个德国大叔，我们相处的非常好，一起去徒步，一起去漂流，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他用英语对我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太好，那时的我，其实连人权是何物都不知道，只知道美国一到年底就出中国人权报告书，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好，本能的爱国心理，让我当时就与大叔争吵起来，我很大声的对英语对他说，你又不是中国人，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权状况不好，我们的比你们的好多了，德国的执着和认真让大叔并没放弃挽救我这个糊涂的姑娘，他又进一步解释进来，那时的我的思想就是，中国再不好，也轮不到你们外国人来说三道四，我起身离开，一场晚餐不欢而散，我第二天便去了龙胜，回到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他从德国寄来明信片，之前我们互留了联络方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开始在全世界传递，当火炬传到欧美国家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反对人群，在法国，残疾运动员坐在轮椅上紧紧护着火炬的一幕让我激动，在加拿大，那个站在早春稍寒的喷水池里挥舞国旗的男子，让我泪流满面，在美国，那个站在街头手里举着祖国你好纸牌的耄耋老者，更是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爱国这个词因为这些人变得生动而美丽。因为做外贸的原因，接触外国人频多，我尽可能与他们的谈话不涉及政治，而我了解政治的渠道基本来自于中央新闻媒体。我认为911被炸叫报应，美国打伊拉克是为石油，欧洲反华是因为中国威胁，台海必有一战，解放军三个月可以占领台湾，谁要说打美国，打日本，我都会兴奋的表示愿意捐出一个月的工资。

我想看完上面这些文字，你们一定可以在曾经的我身上找到现在的你的影子吧，感觉是不是很熟悉，是的，曾经的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狂热，一样执迷，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从而会不顾一切的去维护她的尊严，与一切试图说她一个不字的人与争吵，那时候我觉得爱国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醒了，请恕我不去赘述这个醒悟的过程了，因为每个人醒来的方式都会因为其自身而不同。

在当下的中国，当你面对一群沉睡不醒的人或者一群装睡不醒的人，你会顿感这种醒悟有多痛苦，甚然，当你面对一群作恶却相安无事的人，这种醒悟会让你有种心碎之感。这些全是你每天需要去直面的，而凡是有良知者，你都不可能视之无物，而当你发现，个人很难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就会袭来，而此时重新睡去，己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在这个国，做个清醒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是时间，有的时候是金钱，有的时候是自由，有的时候甚至是生命。

父亲那辈把青春献给党，成了他们芳华少年时最高的追求，父亲初中大串联跑到北京，在天安门和无数和他一样狂热的少年手举红宝书，高喊毛主席万岁，十六岁插队下乡，后来又回城当工人，九十年代末工厂倒闭，出来自谋出路。即使这样他也从来没抱怨过什么，其实想来，与父亲同样命运者又何止他一人，有多少长于那个癫狂岁月的少年也顺着同样的轨迹走了下来，从华年到暮年，从黑发到白发，脊背慢慢不再挺拔。而在他们看来服从组织安排，不给党添麻烦，这就是爱国最好的体现，无怨无悔。

到了我们这代，我们被教导要爱国，要爱党，要爱社会主义，唯独没有爱自己，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戴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红领巾我们在国旗下无比骄傲。政治课上，老师说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权，老师说宪法是一国的基本大法，却没告诉我们，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有结社集会的自由，有言论自由，人权不受侵犯。

六十多年来，这个国家的教育就是重政党而轻个人，重集体而轻个体，意识形态式的灌输教育，把一个个本应站立的公民驯化成了跪地的奴才，站着的人被视为大逆不道，缺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正义长期缺席，冷漠却抬眼就可以望见，行善需要代价，作恶却没有成本，丧失了为自己争取权力的勇气，而为自己争取权力的人，却被他们笑作傻子和多管闲事。这个民族曾经拥有的德与善，勇与行，在六十多年间，己经给打成了千疮百孔的筛子，透着嗖嗖的寒风，直虐心骨。中菲黄岩岛冲突在中国民间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民族主义浪潮甚嚣尘上，无数国人摩拳擦掌，高喊一寸山河，一寸金，领土寸土都不能让，这些高喊者，大多数连黄岩岛在南海的哪个位置，长什么样，怕是都不清楚，也许你们更不清楚的是，建国以来政府割让出去的领土有多少，是的，你们单单只看到这个黄岩岛。你们的微博里，关注的都是明星时尚，写的都是心情日记，晒的都是吃喝玩乐，找不到与政治，与民生有关的任何内容。野夫哥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些平时对身边的不公视若无物的人，却会表现的比谁都爱国，这类人统称为爱国傻逼”然，这个小小的黄岩岛，迅速准确的找到了你们的G 点，配合注射下爱国主义这大剂量的春药，让你们马上高潮，甚至呻吟，任何表示反战的人，在这剂春药的作用下，马上就被你们归为了汉奸卖国贼，丧权辱国，恨不得肉身穿越回大清国，签署《 南京条约》 的那一天，这让你们自以为全身充满了正义的能量，恨不得化成原子弹直接炸平吕宋半岛。

随着所闻所见的增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Where is the freedom ,there is home,这句话的含义。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如同天生对不自由的寒畏与恐惧。所以有自由的地方，即是我家。很多爱国者会高骂，中国不欢迎你，滚回你的XXX，嗯，是的，其实我是挺想的，您能帮忙先给半个签证不，谢谢。当我们不能用手中的选票来获得自由时，我们就可以用脚来投票，离开，去能让我们感到自由和安全的地方，为自己，也为后代。你们安逸的泡在一潭死水中，任凭蚊虫叮咬，一动不动。河泥腐臭的味道因为闻久了，竟也习惯了。而若是有人想搅动着一潭死水，你们却坐不住了，是的，这就是你们最真实的写照，可以热手自身权利的侵害，可以漠视同胞的无助，可以纵容恶者在作恶，可以无视善者在呼号，唯独一个小小的岛屿可以勾起你们自以为是的高尚人格与崇高灵魂，爱国主义就是你们的遮羞布，遮蔽了你们惯有的冷漠，让你们觉
得镜子里的自己看上去正义极了。

我想以一个博友发给我的评论作为这篇长微博的结尾，内容是这样的“ 刚才有个高中同学告诉我，北京教委继续坚持外地学生‘五证’入学政策，她的心凉透了。本来这几天他还天天在QQ群里，高谈黄岩岛，钓鱼岛，冲之岛，雄心万丈。现在没有半点激情了。他说黄岩岛爱谁谁，中国孩子在中国大陆上不了学，领土再大有个屁用 ！“

【转】钓鱼岛对中国无利，且正在加速中国法西斯化

【钓鱼岛对中国无利，且正在加速中国法西斯化】




文/阑夕




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1994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的开端，亚足联纪律部门的拍摄到了中国国足、辽宁队分别在泰王杯和亚俱杯的比赛前与赌博集团接触的材料，涉及到踢假球，此事一经媒体报道顿时引起悍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以敌视的口吻对亚足联“歧视”中国而展开抗议和反击，举国暴怒之下民众也纷纷表示这是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在试图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足球，通过污蔑和陷害中国足球，来达到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然后，在中国足协以及国家体育总局的积极“运作”下，亚足联不堪折腾，不得不宣布中国队没有踢假球。中国人都很是高兴，觉得粉碎了一场国际阴谋，而亚足联也明白了中国人的“厉害”，从此其纪律部门再也不参与对中国球队的调查，中国上到足协下到球迷都很欣慰，觉得这才是符合咱们利益的结果，中国足球冉冉升起，不会有别的国家或组织跳出来挑刺，一片歌舞升平友好平和。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18年的职业联赛，全都侵染在“假、赌、黑”的环境中，中国足球的水平未见提高，反而葬送了整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甚至几代足协高官。（资料来自李承鹏、刘晓新著作《中国足球黑幕》）


如果你还认为中国足球的特殊性不足以说明问题，我还可以讲一个与中国八竿子打不着的外国故事：


西非国家加纳是一个具有音乐传统的国家，音乐这项艺术在这里具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上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录音机和磁带的流行，大量进口盗版音乐流入该国，在加纳人民的反对下，加纳政府放弃了对于盗版音乐的限制——“这么多免费的音乐，你政府怎么能够不让我们听、或是强制我们去掏钱买高价的正版呢！”于是一片其乐融融之下，加纳本土的音乐人和唱片公司越来越难以谋生，许多音乐人要么选择出国，要么被迫改行，整个音乐产业成为一滩死水。加纳政府意识到问题后，开始着手管制：销售及购买盗版音乐的国民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同时鼓励正版音乐的销售。在民众感到愤怒的同时，加纳的盗版率降到10%至15%的水平，其音乐产业完全复苏，并为加纳创造了数以百万的工作机会和上千亿的经济增长量。


初读上面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很快的就联想到了有些使用盗版Windows操作系统并为之洋洋得意以为自己占了微软便宜的中国网民，一套正版Windows操作系统售价动辄过千，几亿中国网民都免费使用与正版同样好用的盗版，这可是为人民、为国家省下了多少外汇啊，这实在是大得不能再大的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了。当然，所有人都不会认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步调落后、缺乏创新与此有关，在一个产权不被保护的国家，怎么会有杰出的生产和创造？傻逼啊！


我想说的是，在很多时候，“利益”并不等于“受惠”，尤其是非法获得的“利益”，在最终结果的呈现上，往往都成倍的反噬了当初所获。我并不赞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即使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前提下，也有太多的事实证明了争取不合法的国家利益最终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法西斯德国的歧路下场还不足以说明这些么？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如今，让我倍感忧虑和悲伤的不是别的，而是中国开始愈来愈呈现法西斯主义的狂热趋势，而且与希特勒时期那种自上而下的宣讲不同，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更加隐蔽和巧妙——它不由政府直接发起，而是借由人民的情绪引领，来实现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诉求。有过苏联的悉心教导，加上自己的闭门苦修，这个政府在手法上愈来愈成熟，并且一再突破底线，总从它能够将正规军包装成“人民志愿军”去与联合国作战庇护一个独裁政权开始，就抛弃了所有曾经拥有过的文明与尊严，古人尚且“挟天子以令诸侯”，今天它已演变为“挟民众而令世界”，在它的操控下，十四亿民众随时可以化作十四亿人肉炸弹，以血肉之躯去撞向“西方敌对势力”的铁壁，西方社会学认为种族仇恨以及种族之间产生的沟通壁垒是20世纪以来最难以解决的难题（可由墨西哥导演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的成名作《Babel》窥视一斑），这种对于思想差异的恐惧远超军事实力的差异，也让中国政府能够于1949以后在国际舞台上获得长袖善舞的机会，并如一颗毒瘤在国际社会上充当顽疾的角色。


尤其是因为执政能力严重低下而造成国家内部动荡的时候，在国际上谋求争议性话题、激发一下中国民众的爱国雄心、通过“乌合之众”来分洪泄流，便是一招屡试不爽的绝技。作为枪靶，已经背负了大量民间仇恨的日本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主力，而西方文化的代表美国则是最适合的替补，可怜这两个无辜的国家，每次在中国政府需要的时候，就会被牵出来玩弄一番，美国尚且还好，其价值观能够借助很多其他的渠道为中国民众所染，能够抵消一部分政府的引导式敌意，而日本可就真是惨了，日中战争本就吸引了太多的仇恨，偏偏战胜国那一方又产生了政权更迭，新加冕的政权又是喝着狼奶成长起来的，小混混遇见大流氓，岂有不败之理？


于是，日本作为枪靶，已经被竖在靶场风吹日晒了足足有三十年，上面最深的四个弹孔，一个叫“不道歉”，一个叫“教科书”，一个叫“靖国神社”，还有一个叫“钓鱼岛”。


在非互联网时代，“不道歉”曾经是中国政府最喜欢拿来发扬的题材，因为民众接收信息的渠道全由自己掌控，日本道没道歉都由自己说了算，实在是轻松至极。互联网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安逸的情形，有心网友连接互联网一查就可发现，日本政府及数任首相在公共场合面对世界媒体为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次数超过二十次，而且稍加思考就能想到，日本作为战败国，中国作为战胜国，双方已在国际上递交和接受过受降书的，这个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怎么如今一个战胜国要苦苦怨念一个战败国欠自己一声道歉？“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民一思考，中国政府就发慌，使用“不道歉”这个题材不仅不能继续宣扬民族主义，反倒促进民众思考，这大大不可，赶紧抛弃，于是你可以看到，在2004年之后，关于日本“不道歉”这一话题开始淡出新闻媒体的视野，真正的成了一张“弃牌”。


接替“不道歉”的是“教科书”，如果只看中国政府宣传的材料，确实让人愤怒，怎么能够借由教育市场让日本的孩子们都接受虚假的洗脑呢！？（这话由中国人说出来实在太过讽刺，汗）关于教科书的实际内容，由于Google的大数据计划还未完工，即使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人们也很难去核实内容真假，于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再次发挥了出来，不管怎么样，先骂了再说，反正你丫是侵略过我的，你就理亏！就理亏！理亏！亏！但是中日民间人员流动再次打破了这一美好的局势，有赴日的中国人为此专门查证过日本的教科书，根本就没有发现如CCTV所言那样的美化侵略历史，查来查去，最后的真相是：在文化自由的国家和市场，任何出版社都能够出版自己的教科书，然后通过正当的市场竞争向学校进行推销，校方实行自己的采购权力，挑选合适的供应商，而那版“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是一家规模甚小的出版商所编撰，本就错漏不少，几乎没有学校选择它的教科书进行采购。这一事实的发现再次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诶，原来是这样……不对，怎么，日本的学校还可以自己决定买谁的教科书？好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是和中国一样，由政府编写教科书并指定采购？”这下又坏事儿了，靶子竖得好好的，子弹拐了个弯儿要打着自己了，只好忍痛割爱，“教科书”在短暂的火了一段时间后，也成为了一张“弃牌”。


“靖国神社”的隆重登场，时至今日也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因为到了这里，才真正涉及到民族性这一深刻的话题。首先，如果我们依然按照中国政府的宣传引领，我们没有理由不愤怒：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是东条英机等血债累累的侵华罪人，在盛产复仇文化题材艺术作品的中国（参见《水浒传》、《赵氏孤儿》），这种罪人级别是万万不可有牌位的，君不见广大人民群众来光意淫就让秦桧跪了几百年，战犯怎可能被供奉！？然而，悲剧之所以会重演，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从悲剧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而是将悲剧孤立出来鞭笞泄愤。战犯首先是人，有着家庭和社交圈，其次才是军人，因错误的政治主张而犯下罪过，靖国神社的真正意义，中国政府永远不会告诉你——“祭祀安魂，避灾安国”，在二战之后，遵循战后宪法政教分离原则，靖国神社改组为宗教法人，与军方彻底毫无瓜葛。历任日本首相，靖国神社里比东条英机等人分量更重的亡灵，还有高杉晋作、吉田松阴等维新志士，神社作为日本的民间文化，唯一的目的永远都只是慰藉因为国家而丧失生命的人，因为这个国家的错误，而导致“你”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国家（日本）对不起你！这种对人的尊重、对战争的反思、对国家安定的怀念，在中国媒体的宣传中，是不会见到的，许多中国人也不会懂得什么叫作对人的尊重，他们只会死揪着“战犯战犯战犯”不放，念叨着“这人杀我多少同胞为何你还尊重其人格”……话以至此，实在多说无益，想想周克华被击毙时，十几家媒体长枪短炮的将镜头逼向周克华的母亲，问她“对儿子被击毙怎么看”，对着由这样的人组建起来的国家，讲“文明、文化”，真是鸡同鸭讲。“靖国神社”在后来的淡化，由两方面因素造就而成，一方面是自小泉纯一郎之后的日本首相换届频频，没有时间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也会在愤怒之下产生思考，既然你日本政府参拜杀我中国人的军人，那我们政府是不是也应该参拜杀他日本人的军人呢？好！接下来一看才发现，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搏杀的国军将领无一不是在内战中被杀掉，不仅没有牌位，在宣传上甚至比日本人更坏，而南京大屠杀等好不容易成点气候的博物馆，更是大收门票、售卖纪念品，公然被包装成为地区景点……完了完了，眼看这子弹又要拐弯了，靖国神社很自然的，也成为过气的一张牌，被毫不留情的抛下。


最后上场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钓鱼岛”了。我曾经发过一条微博来表达我的态度：“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一件政治事件能够让政治家去处理，从文革到朝鲜战争再到今天的钓鱼岛，都是如此，任何大的政治诉求，都是政治家畏缩然后暗地里依靠愚民教育和官办媒体去煽动群众。真希望来块陨石把钓鱼岛炸没了，中日执手相看泪眼。”这不是气话，我是真切希望这样的场景能够发生，反正钓鱼岛上也没有居民，不会牵涉到任何的人员伤亡。而钓鱼岛的存在，在如今看来，确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钓鱼岛突然就归了中国，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没有半点好处（不要说因为有石油资源所以油价会降，别天真了，好吗，乖），反而是更加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滋生。说到这里，我想挑明一句观点，那就是：中国人其实不恨军国主义日本，如果让中国拥有军国主义的实力，中国军民一定比德日更加凶残。纵观中国历史，你们能够看到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1、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2、总是被别国侵略；3、许多周边国家自居为天朝之臣（或番）；4、中国偶尔会派兵帮助A国攻打B国，受中国帮助的国家永远是正义的一方；』动一动脑子，使用一下逻辑思考的能力，这么多条件叠加到一起，是可能的吗？在历史上，中国势弱时且不多说，在中国势强时，真的没有充当过侵略者吗？中国历史书爱犯的老毛病是：别的国家（如日本、元蒙）打仗打进中国，则是侵略，当中国打仗打到别国（汉武帝进犯匈奴，康熙亲征准噶尔），则是“收服”，这种不讲原则、任意妄为的历史教育，短时期内确实能够带来人民齐心的利益，但是最后中国得到了什么？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没有第二个国家信任、朝鲜战争上所扮演的角色被全世界鄙夷、国际历史学界基本不承认中国独立考察出来的历史数据（5000年华夏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机构会将人类文明史向前推至5000年』、秦国白起杀赵军降兵40万『你知道在冷兵器时代40万士兵的后勤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么』、曹操赤壁八十万大军『卫星越来越大越来越高……』）……钓鱼岛事件也是一样，中国政府在此时又拿出“强权政治”那一套，通过宣传机器向民众灌输钓鱼岛是被人“抢走”，真正可以讲理的国际法庭中国政府是万万不会上的，因为真正理亏的不是日本，不是美国，是中国。当然，中国人的习惯是，当我认定我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时候，即使上了法庭被判败诉，那也定是对方买通了法官，绝非我的错误。中国政府喜欢在攻击别国的时候，引用该国部分媒体批评自己国家的言论，来为自己造势，潜台词就是：“看吧，连你自己国家的人都不支持你，你当然是错的”，但反观中国，无论是南海事件还是钓鱼岛事件，永远不会有中国媒体与政府唱反调的情况发生，只要中国说地图上的一个点是自己的，举国都会真的认定这个点就是自己国家的，一旦产生争议，那就要“打”，而这种思考方式，则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是如中国曾经无数次批判的对象日本那样，中国正在扮演后者的当年的角色。而在一个专制政权以及狂热的乌合之众的组合之下，民间的自我纠错机制已然丧失，美国能够在政府打一场错仗时后院起火引起反战热潮，最终纠正政府的方向，但是在昨天的德日、今天的中国，你看不到分毫希望，所有人都摩拳擦掌去想着捐工资上战场核平东京，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幅景象，中国政府将自己裹在国旗里面，将执政党与国家血肉相连，用爱国主义来推动人肉炸弹的开发，袭击日本大使、烧毁日本车辆、侮辱日本游客……我丝毫不怀疑，假如日本被中国攻陷，中国人会用奥斯维辛的那套方式来对待“可恶的日本人”，而且我保证有人看到这里，脑海里浮现出这幅画面，嘴角会不自觉的流露出笑容，感觉到“爽”。


钓鱼岛是“争议”岛屿，中国人的字典似乎与世界不一样，“争议”的意思本是相持不下、各自占理，但是在中国人的眼中“争议”就是“与我有利”，就好比邻里之间多出了一堆垃圾，吵起架来一定是将责任往对方那推，永远不肯走仲裁的道路，甚至都不回愿意用吵架的时间去把垃圾清理掉算了。钓鱼岛作为争议区域，和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阿根廷争议岛屿）一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本就不应被激化，中日双方在此问题上都过于意气用事，先是中国率先挑衅，推动民间势力去触犯国际法侵入钓鱼岛（钓鱼岛由日本实际治理），日本火气上来了也傻了逼，用购岛行动来反击中国，中国一看日本傻逼了，不得了，我得比它更傻逼才行，于是公布了海基线，公然将自己包装成亚洲的霸权国家，其他国家的领土划分方式只要与我相冲突，我就可以吃掉你（你们以为中国在南海被欺负，但若是真的按照中国按大陆架划分海域的方式，菲律宾越南都会成为中国的省份……），活生生的坐实了“中国威胁论”。但日本和你中国不一样，二战之后它被解除武装，付出这个代价换来的是安全保证：即日本主动放弃作战规模和势力，但为了防止有其他国家借机侵犯日本，国际社会会保证日本的国土安全和国家尊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行政协定》都是为此而生，亚太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真要引燃战火，中国面对的不是一个日本、一个美国，而是全世界，中国的角色与一战二战时的德国没有任何区别：挑起战火的法西斯国家。


柏杨曾经形容中国为“酱缸”，散发恶臭而形态多变，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上耍起无赖来，简直让人头疼。比如联合国的决议，利于中国的，就乐于接受，如关于二战战胜国所享受的各种权益，不利于中国的，中国都不会承认，1947年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明确将钓鱼岛的所属权还原为“无主岛”，由美国托管，不像中国现在说领土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事实上领土并不神圣，甚至是可以流通的，荷兰曾经将国家托管出去，美国现在的阿拉斯加也是通过正当交易购买过来的，就像房屋买卖，双方同意，那就可以形成交易，一切在法律的保障下进行。钓鱼岛作为中国放弃了的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任何国家的侵略或者欺骗，不要用“自古以来”这种小孩子吵架的伎俩来绕过法制打嘴仗，中国自古以来还是成吉思汗蒙古的呢，蒙古这时要把你划过去，你肯吗？


（关于钓鱼岛为什么是日本的，可以搜索一下推倒柏林墙的《钓鱼岛显然属于日本》，阅读全文，甚至可以针对文中观点查阅史料，再下判断）


在中国，“主和派”永远是卖国贼和汉奸，“主战派”才是民族的脊梁和代表，我与你们不同，我不在乎这个国家、不在乎领土与主权、不在乎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钓鱼岛上没有居民，日本、美国、菲律宾、尼日利亚谁占领它，我都认可，但是如果你要为了这么一个无人岛，为了大国面子，去鼓励有着父母和家庭的男人为国捐躯，我只想说去你妈的。


真正的爱国，是在自己国家脱轨滑向法西斯主义阵营的时候，保持独立思考和常识判断，协助遏制疯狂升温的民族热潮，正是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国家，才不希望这个国家成为流氓、恶棍、邪恶的代名词，也不要因为别的国家的所作所为与自己国家相违背、乃至看上去侵害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就很自然的滋生“打”的念头，文明和尊严如果是靠“打”出来的，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应该百倍的高于苏格拉底。


“不要让青少年有判断力。只要给他们汽车、摩托车、明星、刺激的音乐、流行的服饰，以及竞争意识就行了。剥夺青少年的思考力，根植他们服从指导者命令的服从心。让他们对批判国家、社会和领袖抱着一种憎恶。让他们深信那是少数派和异端者的罪恶。让他们认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就是公敌。”——阿道夫·希特勒


面对这样的希特勒以及党卫军，你应当做的，或许可以学习下面这位先生：


在纳粹德国的鼎盛时期，无数德国人心怀激动，认为这届政府能够带给他们以荣光和地位，赢得世界的臣服，在希特勒出现在一个广场上，德国人民顿时沸腾了，大家都抱着真诚而又淳朴的热情，向带给德国强盛和发达的元首行纳粹礼，有这么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在向元首宣誓效忠的人群中，双手抱臂，做出了拒绝的姿态。这张照片后来被他的女儿无意中看到，“认出父亲的女儿，当时心中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啊！”

［转］中国人是不是忠君？

方绍伟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布时间：2011-10-17 12:17:46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6330

核心提示：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本文简要地讨论了相关的“朝代循环”和“立宪失败”问题，认为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单一权威”和“单一权威信仰”的主客体问题。中国还远没有进入“传统启蒙者”认识到自己需要被启蒙的“新启蒙时代”。

　　1，问题的由来

　　2011年10月8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资中筠先生五卷自选集首发式”的发言上，贺卫方先生提出：“我读资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点的小疑问：第一，您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风度有一个重要的表彰，认为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但是第三个方面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的文化，我自己有一点疑问：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不知道怎么理解?

　　第二，资先生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五四时代那批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风范，他们没有中断历史，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文化，其实没有中断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把中国古典的道统和西方的这套制度文化背后的观念能够在更高的层面结合起来，能够熔铸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您对这个前途乐观吗?以您这么多年来对体制权力内运行模式近距离的观察来看，我自己个人感觉越来越不乐观，这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其实没什么前途，请问资先生您乐观吗?”

　　贺先生指的是资中筠在“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资中筠在该文里说：“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 “颂圣文化”传统，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

　　资中筠在会上没有回答贺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她只是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说：“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2，三个连环问题

　　贺卫方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实际上，资中筠说“忠君是绝对的”时，她是从规范的角度讲的，意思是皇帝希望臣民“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贺卫方的问题却是从实证的角度提出来。他首先明确地点出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但在现实里，“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贺卫方的解读非常正确，他进而提出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理解?”

　　贺卫方没有到此为止，他进一步认为：资中筠提醒我们五四时代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但这个没有中断的道统“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而他自己对中国道统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的前途表示悲观。贺卫方也许不象资中筠那样“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如此，贺卫方在事实上提出了三个连环问题：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我之所以读出贺先生的三个连环问题，原因是我碰巧最近也在思考相同的问题，包括中国“朝代循环”的原因以及“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问题。

　　“中国人是不是忠君?”的问题贺先生自己已经作了准确的回答，所以关键是第二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与“朝代循环”的原因有关，与“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却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清末民初的宪政有两部分，一是“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和“洪宪帝制”等三次君主立宪的尝试，二是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努力。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就与“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大有关系。

　　3，如何理解“中国人其实不忠君”?

　　事情是这样，说“忠君是道统”是从规范上讲的，说“不忠君是政统”则是从实证上讲(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忠君也是政统”)。有了实际上的“不忠君的政统”，中国历史上才会有“朝代循环”，所以“中国人不忠君的原因”与“朝代循环的原因”就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对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一般都只从具体历史背景去分析原因。通常都会这么说：“戊戌变法”是由于触动了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权力而失败，“预备立宪”是由于政治失控和清廷改革不彻底而失败，“洪宪帝制”则是由于袁世凯的错误和共和势力的反抗而失败。然而，这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难道只是巧合吗?它们背后有没有什么共同的逻辑呢?

　　关于“朝代循环的原因”及“清末民初君宪失败的原因”，除了传统的“唯物史观”及“历史合力说”之外，还有金观涛主要用于解释“朝代循环”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阙光联用于解释“君宪失败”的“君权崇拜论”。在大陆学界，当人们无法分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哪个更大时，也往往诉诸于恩格斯后期的“历史合力说”作为一种解脱。不幸的是，“历史合力说”同一般的“综合原因分析”一样，不是取消了理论，就等于是宣告了原有理论的破产。

　　“超稳定结构论”用体制内调节(变法)和体制外调节(起义)的“两重调节机制”去解释“朝代循环”，认为“社会结构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宏观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决定行为”的理论。可是，“超稳定结构论” 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等外在于中央政权的因素去解释历史，结果把“超稳定结构”客观化和非主体化，甚至是完全目的论化和宿命论化，仿佛所有主体的一切行动都被“超稳定结构”这头怪兽所控制。“超稳定结构”最终变成一个宏观空壳，具体的分析又回到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对中央政权的冲击，结果等于重新落入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历史合力”迷雾。

　　我提出的“统治商数论”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困境。“统治商数论”逻辑上用“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来解释“治商” ，又用“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来解释主导政权持续稳定的“统治能力”，用“君王权力终身制”及其“家族继承制度”来解释“基因悲剧”的产生(详见“大清为什么亡于辛亥?----用“统治商数论”理解中国君主政权的崩溃”)。其中，中国人的“天命观”对中国历朝“统治成本”的影响极大。

　　“天命观”解释了“中国人其实不忠君”问题，不忠君也可以是一种道统，因为，“天命观”讲的是统治的唯一性、合法性以及革命的合理性。与“君权神授”不同的是, “天命观”强调，贤君拥有天命，而暴君则丧失天命。胜者可以用获胜的事实本身来证明天命和人心的获得，成王败寇的暴力于是就获得了合法性。“天命观”与“君权神授”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强调得天命者不必有尊贵的血统，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这并不妨碍获胜者编造故事，证明自己的“真龙天子”身份。“天命观”对帝王也起到了警戒和制衡作用，如果他不施行仁政德治，中国人认为上天就会以各种自然现象或灾难来预示他丧失了天命。“天命观”为暴力和捏造敞开了大门，因此，中国人根本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强权，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朝代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与此相关的“君宪失败”问题，阙光联提出了一个“君权崇拜论”。与“天命观”稍有不同的是，“君权崇拜论”强调中国的“君位”没有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宗教神圣性”，而中国的“君权”却相反具有极大的“世俗神圣性”。由此，君权强大时根本没必要“立宪”，所以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预备立宪”的不彻底;君权虚弱时则根本没机会“立宪”，所以有清廷的“逊位诏书”和“洪宪帝制”的崩溃。

　　“君权崇拜论”极有说服力，但它存在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暴力其实在英国历史上至少也起到了与“君位”的“宗教神圣性”一样重要的作用。第二，“君权崇拜论”以中国政治权力的“世俗性”去“预测”中国搞“共和立宪”的必然，可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立宪”失败却“证伪”了“君权崇拜论”的这个“世俗性假说”。

　　面对这个困境，我在另一个研究里提出了一个“权威信仰论”，认为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君权崇拜论”所强调的“君权神圣性”(而不是“君位神圣性”)，二就是“天命观”所包含的“权威一元性”(而不是“权威多元性”)。

　　中英政治发展的差别主要是“权威多元性”的差别，而中日政治发展的不同则主要是“君主神圣性”的不同。中国的政治信仰不仅缺乏“君位神圣性”，还缺乏“权威多元性”。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是缺乏“君主神圣性”和“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而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则是缺乏“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

　　顺便指出，在分析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原因时，萧功秦和袁伟时都强调了“临时约法”和“内阁制”的制度因素，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宪法和制度，而是“单一权威”是否存在时的不同“制度运行”。不从“单一权威信仰”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就必然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错误的解读。1938年，复兴社创始人康泽、刘健群就对中国人的“单一权威信仰”作出新的总结，他们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成为“三一主义”的信奉者。从“单一权威”的崩溃，到缺乏“单一权威”的混乱，再到“单一权威”的重新确立和争夺，中国近现代的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典型了。

　　总之，“统治商数论”用“统治能力”、“基因悲剧”和“天命观”解释了中国的“朝代循环”，“权威信仰论”又进一步用“单一权威信仰”统一解释了清末明初“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的失败(这两项研究将分别在近期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由此，“中国人其实不忠君”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单一权威”;当“单一权威”崩溃或不存在时，“单一权威情结”就派生出“内斗情结”。用更通俗的话说：中国人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权威强时中国人“谋生”，权威弱时中国人“谋反”。“忠君”绝不是中国人的个性。

　　4，结语：贺卫方的“天问”与“新启蒙时代”

　　如此说来，贺卫方的第三个问题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天问”：“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还怎么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呢?

　　这里的微妙之处有三个方面：一是“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的对立;这意味着在同一时点上“忠君”与“不忠君”会同时存在，既得利益和社会不满会同时存在。二是“单一权威”的存在与否;当“单一权威”很强大时，“忠君的道统”就会压倒“不忠君的政统”;而如果这个“单一权威”不与西方制度进行全面对接，想象中的“新文化”就绝不可能出现。

　　但更微妙的是问题的第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君”已经“西化”成了现在的“党”，而且这个 “党”还进一步从“终身制”的传统“西化”成了现在的“限任制”;尽管“单一权威”的实质没有变，但结构确实已经有所变化。也就是说，从“单一权威”看，中国依然没有“新文化”;可从“制度结构”看，中国确实有了“新文化”。

　　贺卫方与资中筠也许有理由对“新文化”悲观，但按照本文的视角，他们悲观的理由也许不是一个根本的理由。通常所说的悲观，主要的依据都放到了“单一权威”的政治垄断这个事实上。本文则认为这个认识有问题，由此谈论中国人的“启蒙”也有问题。按照本文的视角，中国的“新文化”问题不仅是一个“单一权威”的“客体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单一权威信仰”的“主体问题”。

　　中国也许“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但如果这些心地善良的人都身不由己地怀有“单一权威信仰”，想象中的“新文化”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显然，主客体两个方面都要看，要赖“单一权威”的客体，也要赖“单一权威信仰”的主体。中国人的意识可能已经很发达，可我们的潜意识就是跟不上，在缺乏“单一权威”的地方，我们就本能地惴惴不安、不知所措，甚至习惯性地陷入一盘散沙的地步。所以我说：辛亥之后的宪政失败，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在“抽象制度信仰”和“多元权威崇拜”上的失败，“信仰革命”革的是中国政治精英和中国人自己的命。

　　毋庸置疑的是，“限任制党国”的“新文化”也令人不愿承认地强化了中国的“单一权威”和中国人的“单一权威信仰”，主客体的相互强化又进入了一个新循环，外在制度与内在信仰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然，承认和接受现实的，绝不是发现这个事实的我，而是实践者这个事实的每一个中国人，可能还包括那些没认识到这一点而自己却急于启蒙别人的启蒙者。

　　民国立宪之乱留给我们中国人的最大教训是：当我们的潜意识中的“权威信仰”还依然挥之不去时，我们的意识中的“制度信仰”却已经召之即来，结果自然是潜意识压倒了意识，“权威信仰”坚定不移地压倒了“制度信仰”。资中筠说：“比起上一辈，章太炎、胡适先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野蛮人”。似乎可以说：上一辈和这一辈其实都是野蛮人。中国还远没有进入“传统启蒙者”认识到自己需要被启蒙的“新启蒙时代”。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转］素什么质

drunkpiano @ 2011-10-30 22:03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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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象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转］10项活动提高孩子智商

从 译言-每日精品译文推荐 作者：炫耀至极

译者 炫耀至极

10 Activities That Make Your Kids Smarter

Scientists often cite the first ten years of a child'slife as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Everything at this time iscritical to improving the "wiring" of a person's brain. These are theages when the brain can form the most neural networks. No surprise, readingbenefits children's intelligence, but shockingly, so do video games and sports.
Most of these activities benefit adults too; you'renever too old 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with your kids and eat a heartybreakfast.

科学家们通常把儿童生命中的头十年称作“机会之窗”。在这段时期内，任何事情都对大脑的发育极其重要。这段时期也是大脑大部分神经网络发育完成的时期。毫无疑问，阅读有益于提高儿童的智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电子游戏和体育运动也能让孩子们变得更聪明。

当然，大部分活动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有益处。大人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学习外语，吃一顿丰盛的早餐，那样他们也会变得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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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 in music-making

Studies show that learning music makes kids smarter.

On average, music students perform better onstandardized tests and have higher overall GPAs.

In one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aking pianolessons even helped raised IQ significantly.

1. 音乐熏陶

研究证明，学习音乐能够让孩子变得更聪明。在标准化考试中，学习音乐的学生比其他学生表现的更好，平均分也更高。一项实验甚至指出，上钢琴课能够显著提高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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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 a good breakfast

A child's brain needs a proper balance of nutrientssuch as glucose, iron, vitamin A, vitamin B, zinc, and folic acid.

Kids who eat breakfast have better memory and longerattention spans.

Whole grain cereals and oatmeal have been found to bea better start to the day than sugary cereals like Cap'n Crunch.

With toddlers, breastfeeding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health and intelligence.

2. 早餐要吃好

小孩的脑部发育需要许多营养物质，比如葡萄糖、铁、维他命A、B、锌、叶酸（维生素B）。吃早餐的孩子记忆力好，注意力集中程度也较高。早餐最好是全谷类食品和燕麦片，而不是像Cap'n Crunch这样含糖的谷类食品。有证据证明，母乳喂养有助于提高孩子的抵抗力和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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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Video Games

Studies show that video games can improve many skills.According to the UC Berkeley study, video games can improve:

hand-eyecoordination,problemsolving ability,reasoning,patternrecognition,accuracy ofestimations,hypothesistesting,resourcemanagement,quickthinking and reacting,memory,spatialperception,judgmentcalls.

3. 适当打打电子游戏

电子游戏有助于改善多种技能。根据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份研究显示，电子游戏能够改善手眼协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推理能力、图像识别能力、判断能力、假设检验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快速思考和反应的能力、记忆力、空间感知能力和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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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 television time

Of course, too much of anything can still be badthing. Kids still need time away from the TV to develop social skills and dohomework. For toddlers and infant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Vhas no educational benefits for kids under 2.

4. 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

当然，太多的干某件事情会适得其反。孩子们仍然需要削减一些看电视的时间来发展他们的社交能力或者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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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ructured play time should be mandatary

Unstructured playtim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part of "being a kid," but it is also crucial to a child'sdevelopment. Hovering and over-parenting is linked with psychological problems. "Free play" not only helps kids developcognitive and social skills, it also helps them develop into happy, healthyadults in the future.

5. 必须让孩子自由玩耍

对于小孩来说，自由玩耍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如果父母老是在一旁或者管的太多，容易使孩子产生心理问题。

自由玩耍不仅能帮助孩子发展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还能让他们成长为快乐健康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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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inutes of exercise helps kids too
A Swedish study of over a million 18-year-olds showedthat fitness does relate to a person's IQ. The specifics of how exercise affects brain growth anddevelopment is unclear, but studies show that for 9 and 10-year-olds, 20minutes of exercise before a tes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est scores.

6. 20分钟的体育锻炼

瑞典一项基于100万18周岁人群的研究显示，健康和一个人的智商息息相关。人们现在还不清楚体育锻炼是怎样影响大脑发育的，但是研究显示，如果9至10岁在接受测验前进行过20分钟的体育锻炼，测验分数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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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with your kids
Reading has long been known as away to improve children's intelligence. Kids who are read to frequently developearlier writing and number skills as well. For parents who don't have as muchtime, just surrounding your kids with books goes a long way too.

7. 和孩子一起阅读

人们很早就知道阅读有助于提高儿童的智商。经常阅读的孩子的写作和算术能力比其他孩子发展的要早。如果父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拿着书和孩子们呆在一起也会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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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kids to bed early

Studies from a California-based group called SRIInternational show that kids with regular bedtimes are better at languages,math, and reading.

Preschool children should get at least eleven hours of sleep, and kids upto age 12 should try to get at least ten hours of sleep.

8. 让孩子早点睡觉

总部设在加州的斯坦福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作息时间规律的小孩在语言、数学和阅读等方面表现的比其他孩子要好。学龄前的儿童至少应该保证11个小时的睡眠，12岁的小孩也应该至少保证10个小时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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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ise good effort, not intelligence
Your kids may be smart, but you should focus yourpraise on the effort they put into succeeding at tasks. Kids who are praised onintelligence often feel it is a fixed trait, and mistakes or failures severelyhurt their self-confidence. Kids who are praised on effort often focus more onlearning, and are not afraid of a challenge, or to fail and try again.

9. 鼓励孩子多尝试，不要只注重结果

孩子们可能很聪明，但是父母更应该注重对孩子们完成任务时所作出的努力给与鼓励。如果父母总是在孩子们获得成功时才给与鼓励的话，孩子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任何错误或者失败都会打击到他们的自信心。被父母鼓励多尝试的孩子更多地注重学习，也不怕挑战和失败，他们会一次次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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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a second language
Early studies in this field have preliminarily shownthat bilingual kids can focus better under pressure and focus better onrelevant information.Research is being done still, but many argue that thepeak of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y ends before puberty.
It has been shown that young children canlearn new languages with nearly perfect fluency and pronunciation.

10. 学习一门外语

这一领域先前的研究表明，会说两门语言的孩子在压力环境下更能集中精神，对于相关信息的专注度也更高。相关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但是许多人认为，语言学习能力在青春期前达到顶峰，而后就保持在固定的水平。还有证据表明，孩子学习起新语言来会非常流畅，发音也更为准确。

［转］中国功夫的谎言 ——是不是很受打击？

来源http://www.btsmth.com/show_topic.php?en_name=Emprise&gid=1551833；作者： moonback
民国以来，武术被尊为“国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天下无敌。但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却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有关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说法，其证据主要是近代以来关于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

但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些小说、电影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如叶问根本就未曾与西洋拳王比赛过，霍元甲倒是曾与“西洋大力士”奥皮音相约比武，因奥皮音失约未成，但此奥皮音不过是一在上海戏园子里做健美表演的演员，并不是什么西洋高手。至于陈真这个最赚票房的“精武英雄”，其实是倪匡1972年虚构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而所谓“武哲”、“武圣”李小龙，基本上找不到他参加过任何正式格斗比赛的证据。1924年才去世的黄飞鸿，也因为民间流传与影视作品中有关他的诸种描绘大都不可靠，而落选2007年“广东历史文化名人”。

中国武术的诸般绝技如点穴、轻功、内功，以及秘籍、灵药、易容等等物事，许多人深信不疑，但实际上皆为虚构，其来历皆可考证。这些绝技、法门的出现非常晚近，它们主要是晚清以来的小说家虚构出来的。

本文将详细展示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在秦汉以后为何萎缩，以及晚清以来又如何靠小说家言变得神乎其神。

正文：

武士阶层的缺失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有人类文明就有狩猎、战争、搏击、表演，这些都与武术有密切关系，中国武术肯定源远流长。中国先秦是一个“侠以武犯禁”的时代，从韩非子《五蠹》中可见一斑。迄至汉代，社会上仍有一个身份明显的“游侠”群体存在，《史记》中有《游侠列传》记之。作为“五蠹”之一的“侠”实际上是列国诸侯、贵族所养的门客，是效力于个人的武士集团。而司马迁笔下的汉代“游侠”则本是些布衣之徒，他们以个人之力，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可以说，由于存在“侠”这样一个以武装保卫、复仇、刺杀、私斗等为职业，崇尚个人勇力的社会阶层，在先秦以至汉代，中国武术的实战技击水平应不低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

但是，从世界历史上来看，武士阶层一般都是在封建贵族体制下，政治权力分散化的产物。如西方骑士阶层兴于欧洲中世纪“国王”与各“领主”共治的政治社会架构下，日本的武士阶层兴于10-19世纪“幕府”与各“大名”共治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权力分散，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趋于分散，以小规模的武士集团为主。这样的体制之下，诸侯武力争斗频繁，但战斗规模也较小，武士个人的武勇非常重要。

而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下，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权自上到下，一以贯之。民间的武装力量必须被铲除，才不会对独尊的皇权形成威胁。武装力量集中为只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大规模军队，同时，国家推行重文抑武的基本社会政策。由于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独大的皇家武装集团，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基本上都是针对外敌入侵或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中国从秦、汉开始，封建贵族体制退出历史舞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被建立并逐渐成熟起来。到汉以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武士集团、游侠群体就被完全剪除，销声匿迹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武士阶层是封建贵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士之间的比武格斗、甚至决斗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一种制度，这自然是他们达到高水平的武术技击能力的保证。欧洲骑士制度一直到近代才终结，西方人的尚武、决斗之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比如著名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就死于决斗，普希金也死于决斗，著名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死于同其政敌、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的决斗。日本的武士制度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才终结，日本成为东方世界最尚武的民族，发展出所谓“武士道”。当今世界最顶尖的两大综合搏击赛会UFC和K-1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也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上，重文抑武是基本国策，现实生活中缺乏一个实实在在的武士阶层，缺乏制度性的格斗赛会的历练、经验，中国的武术实战能力可想而知。

战争能造就武术高手吗？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没有武士制度，但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宏大、程度之惨烈却是无与伦比的。战争与武术自然关系紧密，战争能否为中国古代造就大批武林高手呢？

实际上，大队人马的阵地战与武士对打是有很大区别的，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对这一点有非常经典的看法。大队人马作战强调的是各种兵器、各兵种的专业分工，整体配合，而不是单兵的个人武勇。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讲得很透彻：“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艺，擒捕小贼”，“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平定倭寇中，戚继光发明了著名的“鸳鸯阵”。鸳鸯阵是一个由12人的步兵班组成的战斗整体。除队长一名，伙夫一名外，其余士兵如下安排：最前面两人持两种不同功能的藤牌主要担任护卫工作，其后两名战士手持一丈三尺的“狼筅”扫击敌人，狼筅手后面是四名长枪手又称“杀手”担任主要的刺杀工作，最后面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倭寇是个人武艺大大高于中国士兵的武士，但“戚家军”却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甚至还创造了歼倭上千名、而“戚家军”无一伤亡的战例。平定倭寇后，戚继光调任蓟北防守蒙古军队，他又因地制宜，创造出以车兵、骑兵、步兵、铳手、炮手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新的阵法。总之，大队人马作战分工合作的性质与武林高手的培养是有很大距离的。



武侠文艺的功绩 

汉以后，中国的武士、游侠阶层在现实中消失了，但在文艺作品中却获得了新生，并日益“壮大”起来。而且，离开了现实的校验、提醒，侠客们的武功也日渐高强，以至“出神入化”。

中国武侠文艺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唐代。唐诗中就多有以“侠”、“剑”入诗之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白《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区区20个字，传达出来的“武侠”意象却已十分高明：武功精湛，深不可测；行踪飘忽，凡眼难睹…… 这种意象与中国文化艺术“写意不写形”的特点恰相符合。

不过，唐朝真正的武侠文艺出现在唐传奇中。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唐传奇中国小说开始摆脱史家的“实录”传统，进行艺术虚构，小说真正成为作家的自觉创作。唐传奇中的名篇《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等豪侠故事开中国武侠文艺之先河。金庸先生就十分推崇《虬髯客传》，认为此文“或者可以说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唐传奇中的武功已是十分高强，如《聂隐娘》中的刺客“空空儿”的武功：“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他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即飘然远去，绝不出第二招，而且“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可见轻功十分了得。这已远不是先秦刺客所能比。如《史记·刺客列传》所记专诸、豫让、荆轲等人，只是处心积虑偷袭刺杀对象，一击之后，不论中或不中，几乎只能束手待毙了。他们若有空空儿百分之一的本领，历史就要改写了。赖文学虚构之赐，中国侠客们的武术水平大大提升了。

明清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武侠小说真正形成并兴盛起来，中国武术绝技也被越抬越高，越吹越神。《水浒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据一些专家的看法，施耐庵是懂武术的，他小说中描写的一些经典武打场面尚为平实、可信。比如“武松醉打蒋门神”一幕，被认为是颇合搏击原理的。

到晚清，出现了一部真正典型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即《三侠五义》。章太炎的老师、经学大师愈樾嗜读此书，把它改订为《七侠五义》。此书晚清以来广泛流行。据台湾学者何洪生先生的研究，《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所创造或大加发挥的元素如点穴、暗器、剑诀、轻功、闷香、夜行衣、各种机关埋伏等等，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书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一入民国，随着报刊杂志、出版业的兴起，武侠小说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涌现出像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王度庐、还珠楼主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名家，武侠小说几乎占了民国小说出版数量的大部分。“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竟然长达五百万言，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巨制！这一时期，大批的武术绝技、功法被创造出来。如赵焕亭在其《奇侠精忠传》中首创服食千年灵芝以使功力大增的方法，这一元素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

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对中国武术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内功”的发明。晚清武侠小说还基本不见对“内功”的描述。到20年代，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始有“内家功夫”、“外家功夫”的区分。赵焕亭《奇侠精忠传》中首提“罡气”，说内聚罡气可以无坚不摧，伤人余百里之外，以意驭气，则能一跃十丈，顷刻百里。这里的“罡气”就是近于内功的东西。到30年代，还珠楼主《青城十九侠》中首次提出“内功”这个说法。但民国武侠小说对内功的作用并未大加铺陈、发挥。50年代开始，梁羽生、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家才开始在“内功”上大做文章，中国武侠小说由之获得了一个质的飞跃。

“内功”的加入，使武术不再专注于外在形器，不再仅是徒逞匹夫之勇的打斗，而转向内在修为，上升为一种精神境界。内功高深之人，不凭宝剑暗器之利，而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飞花摘叶亦能伤人，甚至无剑胜有剑，无招胜有招。而修习内功，靠的不是肢体之锻炼，而是悟性、智慧、机缘等等。如金庸笔下的觉远和尚，本是少林寺藏经阁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从不曾习武，只嗜好读书，其人十分儒雅，“宛然便是位书生相公”，但他在读书中不知不觉就练成了绝世内功。内功的加入，使武侠小说与东方哲学精神更加契合，武侠小说被抬到相当高的哲学文化层次。武侠小说逐渐文人化，其受众不再局限于一般市民，欣赏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趋之若鹜。这正是近些年来金庸被抬上庙堂的主要原因。

总之，中国武术的诸般绝技如点穴、轻功、内功，以及秘籍、灵药、易容等等物事，许多人深信不疑，实际上皆为虚构，历历可考。



“花拳绣腿”

秦、汉以后，虽然没有武士阶层、缺乏体制性的格斗比赛的支持，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武术仍在发展——日益向套路表演的方向发展，既有单人套路，又有对练套路。套路表演不以实战为目的，而以健身、娱乐为目的，逐渐与舞蹈、戏剧融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里的舞剑就是套路表演。唐时武术套路表演已相当成熟。杜甫的名诗《剑器行》描写的就是唐朝著名艺人公孙大娘舞剑的景象：“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这就是把剑术与舞蹈相融合的一种表演。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他的剑术也主要是用来表演的，比如他的好友崔宗之说他“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至于说他曾“手刃数人”，应多是夸张之辞，李白不是掌刑的刽子手，岂能随便杀人。

另外，历朝历代民间发展出大量模拟动物动作的象形类拳术，如猴拳、蛇拳、螳螂拳等等。这些拳术经常号称是由某民间人士独自观摩动物的动作、厮打而悟出来的攻杀绝技，实际上主要都是些用来娱乐表演的“花架”、“花法”。中国武术长期以来脱离实战的方向，而向套路表演发展，使中国武术的观赏性、艺术感确实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中国特色，也成就了现代中国蔚为大观的武侠影视。

中国武术长期专于套路表演，缺乏实战性，对这一点，自古以来就多有批评者。比如，戚继光就极为反对军中流行的那些受民间武术影响的花拳绣腿。他说，“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他指出，那些“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套数”、“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庶无花法，而堪实用也”。《纪效新书》中也载有一套拳法，即“三十二势长拳”，但是用来做体操锻炼的，戚继光说得很清楚：“拳法似无预於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当代，对泛滥的套路表演，也有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其难度比不过体操，惊险比不过杂技，真不知这样的武术应当叫什么”。


中国武术实战能力展望 

套路表演是中国武术的特长。清代后期开始涌现大量的哲理化拳派，比如以太极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立论的八卦掌，比附五行的形意拳，等等，讲解武术的哲理也成为我们的特长。这都为西方人所不及。民国以来，武术被尊为“国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天下无敌。但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却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有关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说法，其证据主要是近代以来关于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但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些小说、电影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如叶问根本就未曾与西洋拳王比赛过，霍元甲倒是曾与“西洋大力士”奥皮音相约比武，因奥皮音失约未成，但此奥皮音不过是一在上海戏园子里做健美表演的演员，并不是什么西洋高手。至于陈真这个最赚票房的“精武英雄”，其实是倪匡1972年虚构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而所谓“武哲”、“武圣”李小龙，基本上找不到他参加过任何正式格斗比赛的证据。1924年才去世的黄飞鸿，也因为民间流传与影视作品中有关他的诸种描绘大都不可靠，而落选2007年“广东历史文化名人”。

实际上，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在职业化的背景下，用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通过大量的实战搏击而练就的，胜负凭的是力量、速度、技术、经验等因素的综合。靠口授心传，苦读某本“秘笈”，或在深山老林中观摩某种动物的动作，一朝顿悟而成绝世高手，纯属小说家言。

中国武术长期以来缺乏实战能力，我们毋庸讳言。不过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实际上，只要我们抛开那些迷信、玄想，引入科学的训练方法，获得有力的制度支持，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也是完全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的。第二届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于2010年底开锣，本届联赛进行了许多向UFC、K-1等国际赛会看齐的改革，取消了上届“攻击技法必须是太极30招”等等荒唐规定，相信必能大大促进中国拳手的综合搏击水平。一些专家也预言，在75-85公斤这个级别，中国拳手将来会在国际赛会上大有作为。

富有观赏性的套路表演我们毋须丢弃。实际上，套路表演与实战格斗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以至相得益彰地发展下去。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期待“国术”重焕青春

［转］慕容雪村：梨花飘落的瞬间

来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091945602.html

按：前两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请我为2011级新生做了次入学演讲，这是讲稿。因为时间关系，有些话未能在现场讲。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家”这个词跟落魄、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然，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那里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们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讲道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意思？想了一夜
，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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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两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请我为2011级新生做了次入学演讲，这是讲稿。因为时间关系，有些话未能在现场讲。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